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水电开发正在发生大转向。近日，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在京发布《电力工业“十二五”规划研究报告》。中电联专职副理事长魏昭峰称，电源发展要坚持优先开发水电的方针，尽快批准建设一批大中型水电项目。

此前的2010年7月8日，金沙江中游金安桥水电站通过发改委核准，被认为是重大水电项目重新开闸的标志。随后，鲁地拉水电站、龙开口水电站等一批在“十一五”期间遭遇滞缓的水电项目审批陆续得到解禁。

而过去五年，对于水电的开发，在中国一直争议很大。不过，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十一五”规划中未能完成的三分之二的水电开发项目，将在“十二五”期间得到释放。

水电解禁

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像云南怒江僳僳族自治州这么急迫地渴望发展，由于其特定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让这个地方的每一任主政者都跃跃欲试。连续三任，纠缠十年，只为水电开发。

目前，州府境内的所有河流的支流都已经开发了中小水电站。截至目前，全州在投的中小水电站有88座，已投成42座，总投资额达34.6亿元。怒江水电的整体开发，在经历了多年的争议搁置之后，有望再次重启。

对于本报记者关于水电项目解禁的询问，怒江州长侯新华表示，问题应由层面的部委来解决，地方已无法干涉，但能开发是好的。怒江州发改委主任张晋宣则称，要等待终的决策。“要逐步来做，这么好的资源，老不开发也是不可能的事。”

当地一名官员表示，随着能源局 《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的上报，怒江水电的复工和动工都是指日可待。他强调，水能是怒江大的资源，非常丰富，而且是可再生资源。对于怒江这样边远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只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一名接近环保部的人士透露，此前一直命运多舛的金沙江金安桥水电站目前已经获得准生证，而被叫停的华能龙开口水电站和华电鲁地拉水电站环评报告在由上至下的“招呼”下也已通过，现正在积极运作，不久将正式开工。

上述人士表示，对于西部地区，水电无疑将是好快的发展项目，是易见政绩和成效的项目，而且随着对西部地区下一个十年的政策倾斜，未来“十二五”期间，西部又将是一轮新的跑马圈地。2010年11月12日，西藏首座大型电站藏木水电站成功截流，有专家预测，青海、西藏的水电开发将成为未来西南地区水电开发的主要战场。青海省一位官员向本报记者表示，中央政府的承诺是要给地方水电创造机会。

水电解禁也让企业瞄准了商机。12月20日，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陆启洲一行在昆明会见了云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罗正富，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双方就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促进境外水电开发等事宜进行了会谈。

2010年以来，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大举进驻西南地区，并集中在边境地区投资开发水电。中电投一名人士表示，公司的水电产业主要集中于黄河中上游，但在五大发电集团中，中电投的水电份额少，所以公司高层一直积极寻求水电投资和扩张。

云南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向本报记者透露，伴随着水电复活的信号，原先被毙掉的水电项目纷纷组织挺水电派专家，在昆明召开可研性分级会议评审会，以期望彻底松动的“口”。“现在中央也想消除此前遇到的阻力。”张博庭说。

拨乱反正?

2010年是中国水电100年。张博庭称，年初西南大旱的惨烈和年终“十一五”规划只完成28%的无奈，让全社会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的水电开发既不是无序、更不是过度，而是严重的滞后和不足。“中国水电需要拨乱反正，再次焕发青春。”

相对发达60%以上开发程度，中国水资源丰富开发只有36%。2010年8月，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张国宝表示，中国承诺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15%的目标当中，有9%要靠水电。在可用的4亿千瓦水力资源中，有3.8亿千瓦必须得到开发。

张博庭向本报记者透露，“十二五”规划中有关电力开发的思路，提出了要优先开发水电。在“十二五”规划中，常规水电开工目标已由6300万千瓦上调到8300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开工目标也从5000万千瓦上调到8000万千瓦。

“十二五”期间，水电开发因环保问题将重新被正名。张博庭称，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两项承诺：2020年的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占一次能源消费量的15%;2020年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下降40%-45%。“这就倒逼水电开发不得不提速。”

作为一项清洁能源，五大发电集团普遍看中了水电资源发展的前景，早已抢先占领优质水电资源。中信证券报告的指出，未来十年是中国水电行业的后一次黄金发展期。因为目前中国水电总装机容量累计2亿千瓦，离2020年的目标有1.8亿千瓦缺口。

水电项目的解禁也迎合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冲动。根据国泰君安的资料显示，2010年以来发改委已经批准了30个水电项目的建设，水电开发正在逐步走出行业低谷。

青海省一位官员说，中央政府承诺给地方水电创造机会。碳排量的下降就是开发水电好的借口。“而移民和环保的副作用，依然可以新行再弥补。中西部的差距必须要通过一些大项目来缩短，而这期间牺牲则再所难免。”

对于是否会出现新的水电开发“大跃进”，张博庭指出，各公司对于水电项目的“跑马圈地”在“十一五”期间其实早已经结束，只是大多数项目未能获批。“‘十二五’期间是在补过去的旧账而已。”张博庭说。

不过，水电的环保争议犹在。中国水电开发100周年纪念大会在云南举行时，保护和开发的力量仍在博弈。而这场以节能减排为名的水电开发纪念大会，环保部门却“被缺席”。他们称，并没有收到任何邀请。

2010年12月22日，在“中国水污染控制战略与政策创新研讨会”上，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副司长凌江公开表示：“水电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火电造成的污染更严重。”有媒体称，环保官员直接质疑水电大坝，这在过去相当罕见。
五年蹉跎

过去的五年，被水电业人士认为是“蹉跎的岁月”。

据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称，“十一五”期间，原规划的水电开工量约为7000万千瓦，但实际开工量只有2000多万千瓦，占规划量的20%-30%。2008~2009年，全国仅核准开工水电项目累计1000多万千瓦，其中没有一个大型水电项目。

移民问题和环保问题是过去水电开发大的阻力。以怒江 “两库十三级”水电站的规划为例，从2003年起就一直争议未断，计划终被搁浅。2007年开始，甚至收紧了对水电项目的审批，大型水电项目核准权从地方回归到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

在张博庭看来，水电开发滞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些环保组织的“极端环保”行为，导致舆论宣传的引导出现偏差，“舆论过度强调水电开发面临的移民难题和环保的副作用，这给水电项目的正常审批带来阻力。”他说。

关于水电开发的环保问题一直处于争议状态。在环保组织和舆论的压力之下，中国的决策层这几年对于水电的态度相当谨慎。在2009年的一次人大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积极发展清洁能源，但未提及“水电”。

另一个阻力来自移民问题。据了解，目前水电开发成本中移民安置资金所占比例几乎占总投入的一半。而且有些水电项目出现了移民“回流”现象。而且，水电建设的固定成本比火电高约40%，这让不少反对建坝的人士认为水电项目投入太高，是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

但在地方政府看来，借水电开发实现库区移民，对当地民众来说，是摆脱贫困的一次机遇，也可减少的财政负担。怒江当地一名官员说：“人口转移了，减少对当地植被的人为破坏，这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张博庭称，正是由于这些水电开发项目被搁置，加剧了中国煤炭需求的增速。“煤炭的消耗量，早已大大超过了实际的开采和运输能力，以至于造成了严重的煤电矛盾。只能鼓励遍布全国的小煤窑加紧生产，才能渡过难关。”

在他看来，中国的水电开发利用程度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近几年在全球的发达都积极地致力于减排的时候，中国却以每年二三亿吨绝对增量，不断刷新着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新纪录。这显然与减排目标不符。